也许是冥冥之中一种机缘和巧合，黄万里一生的命运都和与他同姓的那条不到万里也有好几千里的黄河息息相关。当年他“听说黄河是最难治理的，便立志学水利治黄河”。1947年在甘肃水利局长任上，他已是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1950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黄河水利委员会，黄万里也参加了。此后为黄河治理、为三门峡大坝，黄万里倾注了大量心血。
解放后，饱受黄灾之苦的中国人希望根治黄河水患，而人民政府也真心实意想治好黄河。可是，黄河该怎么治，黄河的症结在哪里，长时期存在着分歧和偏颇。
1952年，中国向苏联政府聘请专家综合组帮助规划黄河治理。遗憾的是请来的专家为水工专家，主要是搞水利工程的。黄河规划委员会依靠苏联专家的指导，于1954年10月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
这个规划打算在黄河干流上从上而下呈阶梯状建造46座拦河坝，每座坝都是一个水利枢纽工程，利用黄河水的落差发电、灌溉、防洪、航运。按当时的设计，这46座拦河坝修成并装上过船装置后，五百吨的拖船能由入海口航行到兰州。装机总容量可达23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达1100亿度，相当于中国1954年全部发电量的十倍，灌溉面积由原来的1659万亩扩大到1.16亿亩。
“规划”预计，黄河干流和支流的一系列水坝修成以后，黄河流域将发生下列变化：
“黄河洪水的灾害可以完全避免。一座三门峡水库就可以把设想中的黄河最大洪水流量由37000秒立方减至8000秒立方。而8000秒立方的流量是可经过山东境内狭窄的河道安然入海的。而且，由于黄河泥沙已被三门峡水库和三门峡以上一系列干流和支流的水库所拦截，下游河水将变成清水，河身将不断刷深，河槽将更稳定。因此，现在下游人民的各种防洪负担，将来都可以解除。至于河套以上，在刘家峡水库建成以后，就可以把最大洪水流量8330秒立方减至5000秒立方，因而完全避免水灾。”
国家计委同意了这一规划。“国务院和中央认为，这个规划虽然还只是一个轮廓，它的具体工程建设项目和项目中的许多地点、数字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确定，但它的原则和基本内容是完全正确的。”
今天看来，除了扩大灌溉面积，在上游发电达到目的之外，规划所列的其余的目标都远未实现。就灌溉而言，因为用水方式不合理，黄河水量不足，并不能全部灌溉灌渠可达之处，而且有些地方因水库过多，还引起了土地盐碱化。五十年前黄河水利规划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已暴露得慢慢的变多，也慢慢变得难以解决了。
人们不禁要问，苏联专家不了解中国的黄河情有可原，政治家们急于实现河清的理想情怀也能够理解，那么，中国的水利专家们到哪里去了呢?应该说，在四五十年前那种“一边倒”的沉闷气氛下，一些负有责任的专家大员不敢面对现实，直抒己见，个别的甚至曲意逢迎，企求腾达，但敢于讲真话、道实情、坚持科学见解的人也还是有的。黄万里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
1956年5月，黄万里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发表于《中国水利》1957年杂志第8期。针对黄河清的设计思路，黄万里指出：“认为水土保持后黄河水会变清是歪曲客观规律的。相反，出库的清水将产生可怖的急速冲刷，防止它要费很大的力量。6000秒立方的清水可能要比短期的10000秒立方的浑水难以防治。就是一年四季只有600秒立方的清水，也是不易应付的。”
他说：“总之，‘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坝的功用仅仅是调节流率，从而替治河创造优良的条件，决不能认为有了坝就可以治好河。”
《意见》最后反复强调：三门峡筑坝后，下游的洪水危害将移到上游，出库清水将危害下游堤防。针对综合规划及三门峡筑坝已形成全国人大决议的难以挽回的现实，黄万里特别提出了三门峡大坝一定要能刷沙出库的建议，为日后泥沙大量淤积预作准备。
三门峡要上马了，1957年6月10日至6月24日由水利部在京召开了一次讨论会，主要讨论三门峡水库的正常高水位和运用方式。参加讨论会的有水利部、电力部、清华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天津大学、三门峡工程局以及有关省的水利厅的专家、教授共50余人。
据黄万里说，当时出席会议的专家“大多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只有笔者一人根本反对修此坝，并指出此坝修后将淤没田地，造成城市惨状。争辩七天无效后笔者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则建议勿堵塞六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此点全体同意通过。但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把六个底孔都堵死了”。
70年代，这些底孔又以每个1000万元的代价打开。四十多年后，曾参与三门峡工程技术工作的一位著名教授在《自述》中坦承，他“参加了导流廊道的封堵，造成水库淤积，危及关中平原，必须重新打开导流廊道，增建冲沙泄洪隧洞，减少水电装机容量，为此深感内疚，看来要坚持正确意见，还是很不容易的”。
1957年，三门峡水库高坝派取得了胜利。这样搞了五十年后，今天的情况怎么样呢?水土保持日益恶化，下游河水已所剩无几。从1972年黄河开始断流，20世纪90年代已每年断流平均100多天，1997年达222天。三门峡水库建成后不到两年，水库淤积严重，渭河河口淤积4米多高，西安已面临威胁。经两次改建后，至今陕西的淤积和水患仍未解决，陕西省强烈呼吁完全解决三门峡问题。
至于人民梦寐以求的“黄河清”，库里的水是清一些了，但清水出库又是什么结果呢?
不出黄万里所料，出库清水对下游河道形成了严重侵蚀，而河槽向深处冲刷的程度有限，向两岸侵蚀的力度却很大，这样一来便造成大量滩地崩塌。专题报告数据显示，其中最严重的是花园口至高村河段，约有200平方公里的滩地崩塌。滩地的大量崩塌使二滩之间的河槽宽度增加，如花园口至东坝头的二滩宽度由2563米增加到3633米。
为建三门峡水库而从陕西渭河平原移出的28万农民，四十年后已经增加到45万人。他们离开富裕的家园，到甘肃和渭北高原，新分到的土地都很贫瘠，有的几乎没办法耕种，其中有些人数次迁徙，原来生活富足的也已变得一贫如洗。面对移民的苦难，地方政府一方面无奈地执行既定的政策，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干部很同情移民的困境，但格于大势、大局，他们又能如何呢?后来，因为库区实际蓄水未达到原规划就出了问题，水库蓄水线被迫降低，大量耕地并未被淹没，但这些耕地已为机关、部队等单位占有，移民们为了返回家园曾多次集体进行抗争。1984年，此事引起各方关注，中央派出调查组前往调查。最后在的亲自干预下，1985年中央、国务院召开会议，并于5月8日由中办和国办签发了〔1985〕29号文件，同意部分移民回到库区，但仍有相当数量移民的回迁要求得不到满足。而回去的移民发现库区已面目全非，土地盐碱化严重，不再是昔日的丰饶家园。一个三门峡水库，造成了几十万苍生的不幸与苦难，几辈人至今仍难于摆脱。
王维洛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纪念黄河三门峡工程建成四十周年》写道：“1957年4月，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大坝下闸蓄水。工程总投资预算为13亿元，而工程总结算时实际耗资达40亿元。对于生活在2000年的中国人来说，这40亿元并不是一个天文数字，而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相当于四十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特别是从1959年开始，中国进入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济发展出现大倒退，一些农村出现饿死人现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三门峡工程跟试验工程一样，得到中央政府财政上的特别优先保证。可以说，中国人勒紧了裤腰带，来支持三门峡大坝的建设。建造三门峡大坝的水泥是从国外进口的，是用两袋小麦换一袋水泥、一吨猪肉换一吨钢筋换来的。如果把这40亿元用来购买救灾粮，至少能够得到800亿斤粮食，这些粮食足以挽救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
后来三门峡大坝的改建究竟花了多少钱，从来就没做过披露。三门峡水电站原定装八台13.75万千瓦的发电机，装机总容量为110万千瓦，因蓄水位降低，又改成五台5万千瓦的机组，装机总容量为25万千瓦，只好把已装上的电机拆卸下来，运到别处。现在三门峡水电站已再经改装，装机总容量为40万千瓦，但一直未能达到设计的满负荷运转，从投资的角度讲，能有多大经济效益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光打开施工堵死的导流底孔的代价就是每个1000万元(当时一斤白面的价格是0.18元)!更重要的是，大坝使上游泥沙淤积，洪灾有增无减。2003年陕西三五年一遇的小洪水，其所造成的后果即相当于五十年一遇的大洪灾，全省有1080万亩农作物受损，225万亩绝收，受灾人口51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高达82.9亿元!如此之高的代价要是也能以“交学费”来轻巧的话，那也该看看是不是从中真正学到了点什么吧?
与三门峡水库开工发生在同一个1957年，而后果远为宽广、严重，性质也不能与之相比的另一件大事是反斗争。这场斗争把黄万里也卷进去了。
1957年5月，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新清华》第182期(5月17日)和第193期(6月7日)上，分两次发表了短篇小说《花丛小语》，对北京的市政建设进行了批评，也批评了三门峡方案出来后，有些专家原来知道水流必带泥沙，明知工程必将失误却不据实直陈，甚至跟着高唱虚幻的“黄河清”，还批评了当时盲目学习苏联的高校教育模式。
清华大学校长给送去了一期《新清华》，上面有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写的《花丛小语》。黄万里是黄炎培的儿子，留学美国的水工专家。文章开头，是一首他填的《贺新郎·百花齐放颂》。
清华校长并不是专为把这首词送给看，而是为了文章里的其他一些内容。文章批评了北京新修的一些公路，完全违反了施工常识。这篇文章发表时标题下注明“小说”，其中马路翻浆的情节可不是虚构。
这篇文章给留下了印象。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还在各小组组长的会上说：“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好……黄万里的诗，总还想读的。”这里说的“诗”，即前面所引的那首《贺新郎》。
黄万里这篇文章还提到此前不久关于黄河三门峡工程的论证。他的书生气太多，不懂得论证这道程序的作用仅仅是认可既定的方案。
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几经修改的《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同一天的《人民日报》第6版上，用毛的原话“什么话”为栏目，发表了黄万里的《花丛小语》。《人民日报》随即连续刊登了批判黄万里的文章，黄万里一夜之间成了全国知名的大。
《花丛小语》是一篇与黄万里后半生命运密切相关的小说，也是他观察、思考和文情才藻的一次生动反映。这里全文抄录第一篇，让大家看一看当年的是非曲直，也看一看近五十年后的今天，黄万里所言是不是都已成为历史陈迹。
这还是3月里桃花含苞未放的时节，田方生编写了一章讲义，推开房门，背着手在小花园里闲步。他低着头，轻轻吟着他昨夜刚填好的词——《贺新郎·百花齐放颂》：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党提出揭发人民内部矛盾呀!以前阶级对立为主要矛盾，现在人民内部矛盾为主要了。”有道插嘴说。
“不错!但是以前的内部矛盾不由人民来揭发，单靠领导来处理，也未必合理。例如东安市场的避孕套，据统计解放以来曾经过无——有——无——特多等反复步骤，实际上反映了领导对于人口问题的认识的改变，我看不出客观条件有什么改变。尽管马寅老懂得这些，他也不可能起作用。十分之九以上的人被当作阿斗，十分之一以下的人的脑袋被认为是灵的，而应起主宰的作用。这就是现政治的特点。我夫妇生了六个孩子，个个自小健康，从未住过医院。我妻被公认为一个善于抚育子女的好母亲。子女多，为社会多尽一些责，脸上很光彩。但从目前提倡节育的观点看来，子女多为社会添了困难，还是国家的罪人呢!”方生说。
“这真叫做‘假作真时真亦假，有还无……”无忌诵起《红楼梦》里的诗句来了。
“我想领导的本意是在激发起群众的智慧，鼓励起他们的积极性，使人尽其才，决不是只叫人听了话埋头去做。”方生说。
“尽管说得好听，目前只有歌德—但丁派学者是红的，因为只有他们能舍弃了自己认识到的真理，竭力靠拢组织，说得样样都好，才被称为政治性强。论这些学者的真实内容，则不是奴才便是棺材!(官才)。你看!老蔡当年闷声不响，虔诚地学习孟德尔遗传学，一当什么所长，不免在上任以前先批判一番。等到李森科学说不大时髦，于是又发表了《我的认识的三部曲》。近来赫鲁晓夫又把李森科称道了一番，且看他又怎样说法。”无忌说。
“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其实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某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放弃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厚颜地说黄水真会清，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方生也激动了。
“这方面大家渐渐地都会看清楚的，我们的党和政府是在不断地纠正缺点和错误中进步的。”有道说。
“很好!让我们先帮助政府纠正修这条马路中的错误吧。我们把意见提给区人民代表请转达罢。他们也该睡醒了呢!”无忌说。
三人同意，当场起了一稿，提交代表。大意有三点：(1)这次马路损坏究竟是必然的结果还是偶然的无法预计的灾祸?(2)重修花了人民多少冤枉钱?断绝交通多少天?人民损失估计多少?公共汽车损失多少?(3)谁应负责?应如何来处理?请求逐条解答，切勿无意或有意遗漏。请把解答在《北京日报》上发表。
摘自《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7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