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印度通讯技术部宣布iPhone 11已在富士康钦奈工厂投产，这是苹果首次在印度生产最新旗舰机型，也标志着苹果产能转移大幕开启。
富士康正打算投资10亿美元扩建该厂，以承接中国工厂约五分之一的iPhone产能。
印度政府也相继出台了66亿美元的现金激励计划和1.4万亿美元的大基建计划，旨在将印度打造成新的智能手机制造中心，中国以外的另一个世界工厂。
2017年，印度首次组装iPhone的时候，还都是些过时的低端机型，像iPhone SE和iPhone 6s，大多数都用在供应印度市场。
今年3月，《华尔街日报》就分析称，苹果今年不太可能在印度建立iPhone 11生产线，因为印度缺乏熟练劳动力，供应链也无法快速部署完备。
富士康前高管丹·潘齐卡也认为，虽然苹果生产线最大有可能搬去印度，但印度的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远远落后于中国。除了中国之外，苹果不太可能在其他几个国家建立大规模的生产线和生产工厂。
类似观点很有市场，毕竟去年9月，富士康才刚刚在印度首次量产了iPhone X。
当时，很多媒体跑去富士康甘吉布勒姆工厂探访，发现代工厂方圆百里内，不见零部件厂集聚，所有零组件及半成品，都要从5800公里外的广东装船，经过一周航程到达印度。
为iPhone配套的电池厂，远在2000公里之外的诺伊达，卡车需要开上3到4天。
反观苹果中国供应链，几乎都在24小时车程之内。郑州富士康2016年就有94条生产线万部iPhone，两相对比，很多人都觉得将iPhone产能从印度转移去中国，似乎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情。
由于苹果和富士康守口如瓶，外界对印度制造iPhone 11的产量、销路、成本、供应链等细节几乎一无所知，但是各方信息表明，苹果和富士康已经铺开了摊子，准备在印度大干一场。
除了富士康，纬创班加罗尔工厂一直在组装iPhone 7，和硕也正在印度寻找土地建厂，苹果三大代工厂齐聚印度，小打小闹不需要劳师动众。
路透社则透露，富士康将在未来三年继续投资10亿美元扩建该厂，直到有能力承接中国代工厂20%的iPhone产能。
《印度经济时报》的报道更有鼻子有眼，说苹果高管与印度高官过去几个月开了好几次会议，才为将近五分之一iPhone产能从中国转移到印度的可能性铺平道路。印度官员透露，未来五年，合同制造商的收入将达到约400亿美元。
目前，苹果在印度市场的iPhone销售额只有15亿美元左右，只有不到5亿美元是在印度生产。
相比之下，2018-2019年，苹果在中国生产了价值2200亿美元的产品。
苹果在印度正式量产iPhone 11，意味着一场声势浩大的产能转移正式拉开序幕。
随着中国制造成本上涨，中美关系持续紧张，一直以来，苹果都在筹备转移产能，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去年8月，库克亲自去白宫游说特朗普，说三星是苹果头号竞争对手，可是在iphone市场占有率最大的美国，苹果自家的后花园，三星却能够最终靠节省关税让苹果处于下风。
一时的关税豁免，充满着不确定性，苹果不可能一直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考虑到美国市场营收占比，他们至少需要将三分之一的产能转出中国。
转去印度，完全是市场选择，正如十几年前的中国，印度现在是全球增量空间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
目前，苹果在印度市占率不足1%，而印度花了钱的人中端智能手机的需求，未来5年预计将增长近4倍，通过印度制造，苹果能节约高达22%的关税成本，用更低的价格抢占市场。
苹果已经宣布，今年就会在印度开设在线商店，明年开出印度第一家苹果零售店。
2015年，富士康在印度斯里城建成首家代工厂，随后又在钦奈和甘吉布勒姆建厂。
组装一部iPhone，包括抛光、焊接、钻孔、上螺丝等步骤，大约需要400道工序。
为了让印度工人熟练掌握精密制造技术，富士康去年花了3000万人民币，在印度建了两个培训中心，以在三年内培训出10万熟练工人。
手机产业链没有太多自主权，都是配件厂跟着代工厂走，代工厂跟着品牌走，品牌则跟着市场走。
尤其到了富士康这样的体量，根本不愁没有配件厂跟进，事实上，中国手机品牌和三星早已在印度建起了较为完备的供应链，苹果和富士康并不是特别需要从零开始搭建生态。
作为印度手机制造中心，诺伊达人均年收入达到67.1万卢比（约合人民币6.2万元），甚至超过首都新德里。
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印度国家首都辖区的写字楼办公交易量同比下降45%，唯独诺伊达同比上升了86%。
全世界的手机品牌、代工厂、配件商和资本都在涌入诺伊达，以惊人速度搭起了愈发完善的电子制造生态系统。
2018年7月，三星全球最大手机工厂在诺伊达建成，总投资47亿元人民币，7万名员工，产品不只供应印度本地，还出口到中东、非洲和欧洲。
2020年，三星诺伊达工厂计划产能为1.2亿部，三星已将全球四成出货量放在印度生产，机型包括Note 10系列、S10系列、 M系列和A系列。
今年1月，三星还投资了327亿人民币，在诺伊达开建一座用于手机和其他电子科技类产品的显示面板工厂。
去年，OPPO在大诺伊达的工厂可以月产400万部智能手机，今年目标实现一亿部产能，主要面向南亚、非洲和中东国家出口，OPPO未来将有一半以上的手机为印度制造。
此外，OPPO还花了22亿元人民币，在大诺伊达地区买地建设新的印度总部。
vivo也投资了超过40亿元人民币，在大诺伊达建造一个和中国工厂相当的新厂，目标是在2020年让年产能翻番达到5000万部。
中国手机品牌近年来逐步扩大在印度的代工规模，同时邀请国内上游供应商赴印度建厂。
2018年8月，小米供应商合力泰宣布投资13亿元人民币在印度建厂，生产紧凑型摄像头模块（CCM）、薄膜晶体管（TFT）、电容式触摸屏模块（CTP）、柔性印刷电路（FPC）和指纹传感器，这是印度第一次产出这类手机零部件。
2018年12月，TCL印度产业园动工，总投资额达15.3亿元人民币的华星光电印度模组项目，规划年产出800万片大尺寸电视面板及3000万片小尺寸手机面板。
2019年3月，小米供应商欧菲科技也宣布在印度成立子公司，以实施智能手机微摄像头和指纹识别模组生产项目。
如今，诺伊达聚集着三星、OPPO、vivo的手机工厂，还有小米、传音等品牌的OEM工厂，以及围绕这些大厂的上游供应链，其中不乏一些A股上市公司，如航天科技、瀛通通讯、长盈精密、裕同科技、欣旺达等公司。
过去，中国手机制造业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强大的产业集聚效应，不只提供完整供应链，还能加快整个供应和生产环节，苹果这样的大公司才可以在每年生产数亿部设备的同时，只持有几天的库存，这对自由现金流至关重要。
而在诺伊达，从手机配件、代工厂到品牌经销，已形成了全印度最繁荣的手机产业链，随着产业集聚效应的显现，将进一步打开印度制造的潜力。
苹果首次在印度生产iPhone 11，被印度政府视作印度手机制造业的一次重大胜利。
印度工商业部长皮尤什·戈亚尔迫不及待发了推特：“印度制造的巨大推动力！苹果慢慢的开始在印度生产iPhone 11，这是该国首次推出顶级机型。”
印度联邦议员帕特纳则在推文中评论：“印度正在建立起电子科技类产品制造生态系统，这只是一个低调的起步。”
2014年9月，印度总理莫迪刚上台就宣布推出了印度制造计划，计划将制造业占GDP比例，从2014年的15%提高到2025年的25%，增加一亿个工作岗位，将印度打造成下一个世界工厂。
然而，随着土地征收制度和劳工法体系改革相继受阻，印度制造业非但没有腾飞，反而萎靡不振。
2014年，印度制造了6000万部手机，2019年，印度制造了3.3亿部手机。
2014年，印度手机制造业产值仅30亿美元，2019年，产值增长10倍，扩大到了300亿美元。
印度政府制定了非常聪明的游戏规则，他们一次次调高手机整机进口关税，从起初的1%，一路上调至目前的22%。
为了防止印度手机工厂沦为组装车间，促进全产业链制造转移，从2018年4月起，印度又开始对存储芯片、相机模块和连接器等元件征收10%的进口关税。
为了降低关税成本，争夺市场红利，中国手机品牌和三星都积极做出响应了莫迪的印度制造计划。
2015年，小米委托富士康在印度生产手机，随后OPPO、vivo也相继在印度实现本地制造。
2018年，大多数中国品牌已经从SKD（半散件组装）快速转变为CKD（全散件组装）。
目前，小米在印度卖出的手机99%都在当地制造，65%零部件实现本地供应，拥有35000名工人。
印度手机制造业正在从CKD向建设供应链ECO转型。今年6月，印度政府又宣布斥资5000亿卢比（约66亿美元），吸引顶级智能手机制造商投资印度。
66亿美元激励分别应对三大刺激计划：生产激励计划（PLI）、电子零件与半导体制造计划的推广计划（SPECs）和电子制造集群计划（EMC2.0）。
按照PLI计划，外国制造商在印度设厂和运营生产时，如能达到特定目标，政府将在未来五年内提供各种优惠，受扶持的企业在印度销售额增长部分将给予4%-6%的现金激励。
这样的激励举措，正是为了第一时间承接从中国转移出的手机制造产能，实现成为全世界智能手机制造中心的野心。
郭台铭曾经告诉莫迪，富士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印度转型为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巨头，但中国为实现这个目标，已经花了30年时间。
确实，中国在30年间一跃变成全球工厂，并不是只是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和产业集聚效应，还有基础设施提供的高效的物流和运输，复杂的流程和系统。
一部iPhone在离开富士康郑州工厂后，2天就能到达上海苹果门店，3天就能而到达旧金山苹果门店，全世界基本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工厂可以如此高效。
印度手机制造业任旧存在种种制约，除了劳动力成本之外，其他生产资料较中国并无明显优势。
比如在印度很多地区，厂房月租金达到30块钱/平方米，几乎与深圳相当，工业用电采用阶梯收费，价格也与广东地区差别不大。
而且印度基础设施也不太完善，别说发达的交通路网，一些地方甚至没办法保证基本的水电供应。
诺伊达一位中资工厂的负责人就曾抱怨，说印度电力设施就像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观澜，夏季用电高峰期每天断电十几次都是家常便饭常有现象。
2007年，富士康在深圳龙华设立第一条iPhone代工生产线，郭台铭亲自召集供应商技术攻坚，为苹果组装出第一代iPhone。
iPhone每年推新款，富士康和供应商每年就得提升技术，瑞声、舜宇、蓝思等供应商，都是这样一点点成长为细致划分领域独当一面的霸主。
这些厂商形成的产业链集群，让中国发展出全球最高效最有性价比的手机制造工业，并孕育出了华为、小米、vivo、OPPO等中国手机品牌。
可是印度就无法复制中国的成功之路吗？如果困难无法克服，印度不可能吸引到中韩资本，美国人也不会在近期砸了几百亿美元在印度发展5G和廉价智能手机——众所周知，Facebook和谷歌都和印度第一财团信实工业联手了。
印度政府还出台了大基建计划，打算在2020-2025年间投资1.4万亿美元改善基础设施，投资大多分布在在公路、铁路、民航、航运、电信、石油和天然气、能源、采矿和房地产领域。
去年10月，三星关闭广东惠州三星电子厂后第一个月，惠州海关数据显示，全市出口额同比下降了27%。
据Counterpoint研究数据，中国一度制造了全球近八成智能手机，然而2019年，中国制造手机占全球比例首次跌破七成至68%。
2019年，中国制造了17亿部智能手机，对比印度的3.3亿部仍处于非常大的优势，但趋势正在改变，仅仅是时间问题。
随着手机代工厂外迁，中国手机制造业正在流失一些劳动密集型岗位，未来在哪里？
iPhone原材料以及零件供应链中，有300多家中国供应商提供了包括摄像头模组、PCB线路板、天线、FPC柔性印刷线路板、扬声器、触控马达、玻璃盖板、玻璃后盖、金属结构件和精密连接器等零部件，但核心芯片、内存、集成电路、摄像头模组、显示面板等占利润大头的核心零部件，还是来自美日等国的供应商。
正视现实吧。咱们不可以低估苹果转移产能的决心，不能轻视印度后来居上的野心，我们既要意识到5G和新基建正在为中国电子制造业和互联网创造出新的发展机遇，也要清醒认识到——没有核心技术，没有自主创新，没有对外开放，发展的天花板，其实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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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友xing欲太强是什么体验？”妹子把经历发在网上……我差点笑死在评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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